打工博物馆内，展品有些杂乱，可主题鲜明，吸引不少人大老远寻上门参观。 孔令君 摄

  今年2月，孙恒在位于北京朝阳区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前留影。孙恒，河南开封人，38岁，1998年来到北京。作为社会公益团体“北京工友之家”的负责人，他为打工群体服务。 新华社发

  他所属的群体，有很多名字——盲流、打工的、农民工或是外来务工人员，他都不喜欢，他更喜欢“新工人”这个名字。

  他和同事们认为，“新工人”不仅代表一种主人翁的社会地位，还包含着上亿打工群体的一种诉求。

  十多年前，孙恒组了个乐队，叫“新工人艺术团”，这些年在建筑施工工地演出之外，还常常被邀请去高校公益演出，讲一个故事然后唱一首歌，感动了不少人，还被学者和大学生们赋予各类社会学意义。

  他们已经搞了两届“打工春晚”，正在排练第三届；影响力也慢慢变得大，舞台从村里厂房改建的“工人剧场”，搬到了团中央的礼堂，还有“上卫星”的电视台和网站答应播出。

  近些年，孙恒接受了数十家媒体采访，出席各类活动，唱歌、讲打工的故事；他和同事在北京五环外偏僻的村子里，建了博物馆、图书馆、公益商店、创业培训中心和打工子弟学校；今年，巴西文化部部长来北京，特意跑去村里参观。

  可孙恒觉得，他们的声音依旧被“淹没在主流话语中”——他们办晚会，总要被冠上“打工”的名头；他们创建的，本意在记录展示劳动者生活的博物馆，也被媒体称为“中国首座由打工者创办的博物馆”，似乎只有这样，才能成为一种噱头。

  很冷的冬天，工棚很简陋，上下铺，棚顶上挂着不辨颜色的内衣裤；听到有人唱歌，小工棚里挤进来了五六十号人，仍旧穿着干活的脏衣服，人挨着人挤在床上，挤不下，就站着。

  那时候，打工还需要“暂住证”，搞不好就会被收容遣返。孙恒用陕西方言唱，他自己写的歌《一个人的遭遇》：九点多钟有人来敲门，说我们没得暂住证，把我们当成任务送去翻沙子，收容到昌平。到了以后我发现，已经有好几百人在里面，想要出去有条件：你可以打电话，叫人来送钱……讲述他的朋友被收容遣送的真实故事，歌词基本就是大白话。

  孙恒说的唱的，都是发生在工友身上的故事。他回忆说：“唱歌时，他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笑得那么真诚，唱歌就像跟兄弟姐妹聊天，有一种默契。”

  那一夜，工友拼了命地热烈鼓掌，互相说了很多想说的话，各自唱了一些家乡的戏。

  于是，2002年他找了几位朋友，组了一个乐队，叫“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”（后改名为“新工人艺术团”），总往工地跑，给工友们唱歌。

  他们给自己定了个目标，叫“用歌声呐喊，以文艺维权”，想维护每一位打工者都有尊严。

  他曾经在各个城市“漂”过，在火车站做搬运工，在小工厂打短工，在商店做销售员，在地下通道和街头卖唱。

  最穷的时候，身边只有10块钱，每天买1块钱馒头，5毛钱咸菜，去大学食堂喝免费汤。

  在北京混的时候，几乎每天，他都要骑8个小时的自行车，到城里的地铁站就卖唱，一边弹着吉他，一边四处瞥着，担心会不会有人来抓。他记得，很多地铁站附近的派出所，他都“进去过”。

  他的乐队伙伴，大多如此。王德志18岁坐火车来北京，揣着从家里偷来的800块钱，干过七八种活，每周花40块钱学相声，梦想着有朝一日能上春晚。

  孙恒讲过多次，他们的迷茫和绝望——在北京人的眼中，他又不是农民，又不是工人，又没有正经工作，也没有北京户口；他不知道这样生活下去的意义在哪里，也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。

  从那之后，孙恒写歌，曲子和歌词的灵感，都来自打工的生活；一位工友，喝了酒，搂着孙恒叹气，说你看，我的两只手空空的，却要养活一家老小。

  于是有了名叫《彪哥》的曲子——“认识你的时候，已是在你干完每天十三个小时的活儿以后。大伙儿都管你叫彪哥，你说这是兄弟们对你习惯亲切的叫法。喝醉了酒以后，你说你很想家。可是只能拼命地干，才能维持老小一家安稳的生活……”

  只有和工友们混久了，才能理解其中的窘态——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，下了班就只能蹲在马路边上闲聊天，无所事事；有了点闲钱，才能去黑网吧上上网，要么喝酒，要么打牌；公园、图书馆都在城里，太远不去了；电影院、卡拉OK都是要收费的。

  成立之初，孙恒和朋友们自己联系演出，往往打上20多个电话，听到的都是推辞：我们的工人很忙，加班加点，没时间看你们演出。

  实际上，工地多是封闭的，外人进不去。包工头或是老板一听，要组织工人看演出，还不用钱，难免怀疑。

  一旦有了演出机会，他们都很卖力，没有舞台，就在工地找块空地；没灯光，就借用工地的探照灯，或者在电线上绑上几个小灯泡；没有话筒架子，工人们就把钢筋往土里一插，绑上话筒就行。

  最初，他们只有两把吉他，一把口琴。用的话筒，是卡拉OK机上的。两只音箱又小又旧，电视机也是临时借来的。演出队最打动人的，就靠在台上拉一条横幅：“天下打工是一家。”

  演出进行到一半，他们唱了一首《团结一心讨工钱》，歌词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有个工地年底不给工资，工人们“占领工地”一天一夜，其间来了警察，还来了起内讧的，最后，工钱要到了——“辛辛苦苦干一年，到头来不给结工钱，面善心黑的周老板，躲藏起来不相见。寒冬腊月要过年，全家老小把我盼；空手而归没法办，只有横下一心：讨工钱！”

  当唱到最后：“团结一心跟他干，条件一个——结工钱。”全场雷动，工友们都站起来，举着拳头跟着，反反复复地唱。很快，穿着西装，包工头模样的人从屋子里冲出来，对着舞台吼：“唱得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给我滚！”把孙恒赶跑了。

  那时候，不少工地都有拖欠工资，或是其他劳资权益纠纷，工人们憋在心里，不是好事。孙恒不是想跟谁“对着干”，只想替工友们说说心里话，推进工友们维权意识，可包工头说他们“煽动闹事”。

  后来，演出有了经验，他们把这首歌放在最后唱，唱完就走。而每唱到这句，都是高潮。

  每次演出的开场白，都是一样的：我们不是什么专业文艺团体，我们和大家一样，从全国各地来，从农村来，来北京打工，干各种各样的活……

  他们的歌大多硬邦邦的，节目也很粗糙，既不浪漫又不温柔，但演出队渐渐有了名气，成员也慢慢变得多。不少新成员，都来自演出现场。

  每次在工地演出，他们都请工人们上台唱歌；哪怕五音不全，声音发抖，普通话都说不好，可孙恒觉得没关系。一些新成员自己写的歌，就像是从心里喷出来似的，工友都爱听，爱热闹，听得就像过年一样高兴，因为“都是自己的声音”。

  不断有人来，不停有人走。艺术团成员来自天南地北，演出前挨个打电话，下了班就从北京各个角落，花一个多小时，坐公交车来，演完了就走，没有出场费，连盒饭都没有。

  歌越写越多，讲述工友自个故事的小品、戏剧、相声也多了起来；他们在工地搞专题演出，比如“工资是争取来的”，“识破打工陷阱”，还有“反对歧视”。

  艺术团在“圈子”里，有了“话语权”。他们开始参与帮农民工维权——有四川来的工人从脚手架上摔下来骨折，老板就给了300块钱路费打发回家，孙恒他们听了，赶紧找了记者和律师，在工地办公室和老板谈判，从下午5点，一直熬到半夜12点，最后要到了3000块医药费。

  干脆，孙恒注册了“农友之家”，后来改名为“工友之家”；渐渐地，有高校的老师、志愿者，以及企业和基金会提供帮助，他们成立“打工者文化教育协会”，为工友无偿提供法律咨询和维权。他们用募捐来的旧电脑，开办了工友培训班，请大学生来当老师。

  在北京北五环外的肖家河，他们有了“据点”，远近的工友，得空了都往他那儿跑，来上课的，来聊天的，来听歌的。

  艺术团便计划把几首“成名曲”录成小样，送给工友们传唱；录制的时候，偶然间打动了唱片公司，公司老板是建筑工人出身，听到孙恒唱《想起那一年》，心中一动，说就算赔钱，也要帮他们出唱片。

  “想起那一年，我离开故乡，离开生我养我的村庄。今夜梦里面，我回到故乡，回到妈妈温暖的身旁；家乡的河水现在已上涨，远方的人儿还要去远方，门前的桃花现在已盛开，离家的孩子何时能回来……”

  2004年，唱片《天下打工是一家》出版，崔永元也喜欢，帮着宣传。谁也没想到，那些在工地草台子上唱的歌曲，最后卖了10万张。

  孙恒和朋友们，拿了7.5万元的版税；在工地演出的他们，很少见到这么大一笔钱，孙恒至今说起，还会笑着比上一个“厚厚一叠”的手势。

  他们成立了临时讨论小组，开了一个星期的会。有人说分了它，改善一下生活；后来又觉得，分掉没意思，能不能搞点有意义的事？

  孙恒便讲起几年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偶尔听过的讲座，一家打工子弟学校校长说，北京每年有20万农民工子女上不了公立学校，不少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从没上过音乐课；从1999年起，孙恒就在那所学校做音乐老师……

  于是，他们在北京东五环外偏僻处，找到了叫皮村的村庄，村子周围有大大小小120多家工厂，住了1万多名外来打工者。他们用那笔钱租下一片废弃的厂房，创办了同心实验学校；聘请了校长、老师，招来大学生志愿者，艺术团成员有时间，就去给孩子们上课。

  在这里，他们搞了同心互惠商店，将向社会募捐筹集来的富余物资义卖，降低打工者的生活开支，资金用于公益活动。

  他们还建了图书馆、创业培训中心和新工人剧场，剧场很简陋，农民的砖瓦房改的，座椅就是几条木板，能挤下200号人。工友们自己写剧本，排戏，每次演出都有一些工友从大老远，倒好几班坐公交车来看戏。

  孙恒觉得还不够，2007年，他说想搞一个博物馆，记录打工的生活和历史，用“我们自己的角度和话语”。

  孙恒几个人租下村里废弃的琉璃厂，开始整理杂物、平整地面、粉刷墙壁；博物馆的架子，是锯了捐赠的桌子搭的。

  皮村搞装修的工友们路过门前问：在做什么呀？孙恒说要建个博物馆，展览打工文化的。那天之后，他们一下班就跑来，义务帮忙装修。

  王德志第一个捐出来要当展品的，是暂住证，他开玩笑说，原本想把那几个证留给子孙后代看的。

  工友们捐赠的各类暂住证，后来成了博物馆的“镇馆之宝”，那一区的展板上，贴着大学生孙志刚的笑容满面的照片，因为他的死亡，我国废除了收容遣返制度——“他是为我们而死的。”2003年之前，不少城市都要求打工者办理暂住证；警察和保安可以每时每刻查证，收容遣返，不少工友都有被查证被抓的经历，暂住证、介绍信、就业证就是“护身符”。

  每次去工地演出，孙恒和艺术团都要宣传一番博物馆的事，有人睁大眼睛，有人啧啧称奇；他们跑遍北京的工厂，解释自己想办博物馆的想法，说明个人需要的东西。工作服、照片、工具、规章制度、请假条、各类证件从北京，甚至全国各地送了过来。

  昌平一个工地上，工友们听说要建打工博物馆，下班后在宿舍开会，讨论到半夜，第二天清晨他们派出3个代表，早早地赶到皮村，送来整个工地捐赠的展品。还有一位在山东打工的退伍军人，无意中听说了博物馆的事，连夜坐火车到北京，把多年保留的证件送了过来。

  有工友打电话来，说可以把自己多年打工的老照片、家信，在摊煎饼之余写的诗，都送给博物馆。

  至今，展品还在逐年增多。有“最看不懂的工资条”，一位叫廖彬的工友想要辞工回家，工厂却不肯，她来“工友之家”咨询的时候，捐出来的——工资条上，条目繁多，其中一个月工作天数27.5天，周一至周五工作小时“160小时”，违反常理不说，在这之后，还跟着两栏“平时加班时间29小时”，“周末加班时间68小时”，但全月合计工资却只有1355.26元。

  如今每年约有1万人次来参观博物馆。这个展厅曾被整个搬到过西班牙马德里的索菲亚皇后美术馆，德国柏林的世界文化宫，还有玻利维亚的国立美术馆和人类学与民俗学博物馆。巴西文化部长来华，也特意来看看。

  留言簿写了一本又一本，“感动”、“敬佩”、“想哭了”，有人写“打工者是每个人的兄弟姐妹”。

  就在博物馆门口，他们搞了“新工人杯”文化艺术大奖赛及工人文化艺术节；他们四处调研打工群体聚居区，发布《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》，还出了一本名为《中国新工人——迷失与崛起》的书。

  2012年，他们在村里搞了场“打工春晚”，很多不回家的装修工、家政工、建筑工人们上台唱了自己的歌，讲了自己的故事，崔永元来当主持人。

  这两年打工春晚还在搞，去年在团中央的大礼堂，有卫视台向全国播出；今年他们正在筛选节目，各地不少打工团体，主动来报名。

  也有坏消息，皮村近几年，说是可能要拆迁了；他们的博物馆、剧院、图书馆，都可能要搬，随着四散的，是村庄附近1万多名工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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